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6月11日，光緒帝下達“明定國是詔”，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。同一天，光緒帝又下諭申明了變法的決心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6月11日，光緒帝下達“明定國是詔”，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。同一天，光緒帝又下諭申明了變法的決心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6月11日，光緒帝下達“明定國是詔”，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。

同一天，光緒帝又下諭申明了變法的決心，并斥責守舊大臣：

“托于老成憂國，以為舊章必應墨守，新法必當擯除，眾喙嘵嘵，空言無補。

試問今日時局如此，國勢如此，若仍以不練之兵，有限之餉，士無實學，工無良師，強弱相形，貧富懸絕，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？”

自此日起，光緒帝在維新派的輔佐下，屢頒諭旨，行使新政。

至9月21日，慈禧太后發(fā)動政變，變法失敗，共103天，史稱“百日維新”。如今，回顧百余年前的這段戊戌維新，它的歷史貢獻在哪里？它的局限性又在哪里？

戊戌變法是一場旨在圖強御侮的變法遠動，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希望中國大變、快變。

盡管出發(fā)點是好的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，戊戌變法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很多措施并不符合當時的國情，它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。

退一步說，就算沒有慈禧的干預，這場維新運動也不會走得太久、太遠。

然而要是將戊戌變法一棍子打死顯然也是不公平的，短短103天的維新運動還是給中國注入了新鮮的血液，它貢獻也是巨大的。

主要有幾個方面：

一、戊戌維新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封建專制君主制度，建立近代的君主立憲國家

中國本來是個封建國家，經(jīng)濟上是自給自足的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，政治上是絕對的封建專制君主統(tǒng)治，文化教育上崇尚儒家的綱常倫理，實行科舉八股的教育考試制度。

這樣的體制和英、法等國在飛速發(fā)展的資本主義近代國家比起來已經(jīng)大大落后。

落后就要挨打，因此，自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中國抵抗外國侵略，屢戰(zhàn)屢敗。

事實證明：傳統(tǒng)的封建制度在近代世界中已經(jīng)不能生存下去。

洋務派已經(jīng)意識到外國的先進性，他們用西法制炮造船，開工廠、筑鐵路，但洋務派不想根本改變舊制度，只想在器物的層面上學習西方的長處，這就是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的實際含義。

維新派的先進之處，在于認識到器物層面的某些改變根本無法挽救中國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進行改革，把傳統(tǒng)的封建專制農(nóng)業(yè)國，改變?yōu)榻髁椀墓I(yè)國。

所以他們主張要“大變”、“速變”、“全變”，大大突破了洋務派認可的變革范圍。

在封建專制制度下，皇帝君臨萬民，獨攬一切，權力不容分割，不受制約，排斥了人民大眾參政議政的權利，是造成不公正、不平等以及暴政、動亂、腐敗的根源。

因此，維新派強烈要求改變專制制度，他們借用法國啟蒙思想將盧梭的“民約論”思想，譚嗣同就尖銳指出。

“生民之初，本無所謂君臣，則皆民也。民不能相治，亦不暇治，于是共舉一民為君……夫曰共舉之，則先有民而后有君，君末也，民本也，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。

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！夫曰共舉之，則必可共廢之。君也者，為民辦事者也；臣也者，助辦民事者也，事不辦而易其人，亦天下之通義也?！?

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十分大膽而新穎的，而且他們盡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慘現(xiàn)實，直斥清朝的統(tǒng)治“如黑暗地獄，直無一法一政足備記錄，徒滋人憤懣而已”。

盡管維新派的主張客觀上只能為新興的中國資產(chǎn)階級分享政權開辟道路，以當時的情況而言，并不能真正挽救中國。

但維新派力爭制約君主權力，擺脫專制主義的束縛，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。

只有人們不相信君權的神圣，從專制皇權中解放出來，才有可能繼續(xù)前進。所以，戊戌時代這一思想解放為許多知識分子的進一步革命化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

二、戊戌維新的貢獻還在于經(jīng)濟上倡導民營企業(yè)，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(fā)展開辟了道路

洋務運動時期，中國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工廠、礦山、鐵路等近代企業(yè)，但數(shù)量較少，而且大多是官辦、官督商辦、官商聯(lián)合，民營企業(yè)則得不到保護。

戊戌變法實行的第一天，光緒帝就下諭各省設立商務局。

這是御史王鵬運提出的意見， “請于各省會設立商務局，由各商公舉殷實穩(wěn)健，素有聲望之紳商，派充局董，駐局辦事”。

不久，光緒兩次諭令劉坤一、張之洞在上海、漢口試辦商務局，創(chuàng)立商會。

不僅如此，光緒帝在上諭中還鼓勵士民著作新書，創(chuàng)行新法，制作武器，準許專利，甚至民間還可以興造槍炮各廠。連槍炮廠都允許民間設立，其他民營企業(yè)就更不在話下了。

后來光緒帝又在北京設立農(nóng)工商局，命各省設分局“分別制造，以擴利權，而資民用”。

這一系列保護和鼓勵民間工商業(yè)的諭旨，雖由于守舊派的阻撓拖延大多未能實現(xiàn)，但民營企業(yè)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動搖，對于私人創(chuàng)辦工商業(yè)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。

因此戊戌變法以后，中國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(fā)展。洋務運動期間創(chuàng)辦的近代企業(yè)，官辦、官督商辦、官商合作多達80%以上。

而戊戌前后三年中（1897-1899）中國創(chuàng)辦的廠礦54個，資本額621萬元，其中商辦占70%，民間企業(yè)已成工商業(yè)的主流。

三，戊戌維新的貢獻還在于廢除了八股文，改革科舉制，提倡學習西方，實行近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

維新派十分重視人才的教育，康有為強調(diào)： “欲任天下事，開中國之新世界，莫急于教育?！? 梁啟超認為： “變法之本，在育人才，人才之興，在開學校，學校之立，在變科舉”。

科舉制和八股文是禁錮心智、脫離現(xiàn)實的典型。知識分子只去讀古代的儒家經(jīng)典，按固定的格式寫文章，就可得到高官厚祿。維新派對此作了猛烈抨擊。

嚴復說：“八股取士，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，墮壞志節(jié)于冥昧之中，長人虛驕，昏人神智，上不足以輔國家，下不足以資事蓄?！?/p>

變法期間，類似這樣的抨擊科舉八股的尖銳言論比比皆是。

維新派在反對科舉八股的同時，又提出講求西學，學以致用的主張。

他們在教育文化方面，一是主張開辦新式學堂，光緒帝在“明定國是”詔中特別提出“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，尤應首先舉辦”，并令各地籌設大中小學堂和各類專業(yè)學堂。

二是科舉不用八股文，改試策論。 “嗣后一切考試，均以講求實學實效為主，不得憑楷法之優(yōu)劣為高下” ，同時開設經(jīng)濟特科。

三是鼓勵創(chuàng)辦報紙，諭改《時務報》為官報，派康有為辦其事。“各報體例，自應以臚陳利弊、開廣見聞為主，中外時事，均許據(jù)實昌言，不必意存忌諱”。

此外還鼓勵譯書，選派出國留學生，許士民上書言事，開放輿論。

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下，社會風氣日新，學堂、報館、學會紛紛創(chuàng)立，如雨后春筍，一發(fā)而不可遏制。

戊戌維新后七年，延續(xù)了一千數(shù)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終于被廢除，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傳統(tǒng)的封建教育，報刊等大眾媒介也日益普及。

戊戌維新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教育上動搖或部分改變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，為中國近代化開辟了道路。但同時也要看到維新派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。

康、梁等在維新運動中表現(xiàn)的幼稚、脆弱、動搖、沖動、盲目樂觀，又缺乏遠大的規(guī)劃，切實的行動。很多應該做和必須做的事，他們想不到去做，或者不能做，不愿意做。

維新派當時的種種失誤、缺點和短見，需要用階級和歷史的分析，求得理解，而不能苛求于前人。

戊戌維新時期，新舊力量的對比很懸殊，守舊勢力力量強大。

戊戌維新的骨干力量大多是青年知識分子，或為舉人、秀才，或為中下級官吏，沒有地位、權力與聲望。

他們有感于國家的危急，人民的貧窮，懷著救國安民的理想，挺身而出，以天下為己任。

維新派力量薄弱，他們寄希望于光緒皇帝，以為只要說服皇帝本人，同意實行新政，就可以沖破一切阻力。

他們低估了盤根錯節(jié)的守舊勢力。而守舊派，上有慈禧太后高高在上，專橫攬權，下有廷樞諸臣、封建大吏頑固不化，墨守成規(guī)。

光緒帝百日維新所下的新政詔諭，守舊派不執(zhí)行，不辦理，推諉拖延。

而他們對維新派人士則忌恨怨妒，公開為敵，勢如水火。

故慈禧太后一聲令下，光緒帝便束手就擒，六君子坐待誅戮，變法維新的大廈，突然傾倒，土崩瓦解。

因此，戊戌變法的失敗悲劇有其深刻的根源，也是歷史的必然。